《經濟史的趣味》

有人說，讀歷史的目的是要以古鑑今，向古人汲取教訓，以免重蹈覆轍。
我個人是不相信這種鬼話的。如果人類真能記取教訓，歷史又怎麼會一再重演？所以我只想把歷史當故事來讀，至於能不能學到古人的智慧，那只能看緣份。

《經濟史的趣味》的作者賴建誠是新竹清華大學經濟系的教授，專長為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
由於經濟史被列為選修課，賴教授為了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和上課出席率，每學期從中外經濟史學術期刊裡選出有趣而且具啟發性的論文數十篇，作為在課堂上讓學生研讀討論的教材。

賴教授將這些講義重新改寫後在雜誌上發表，然後再集結成這本分為上、下兩篇的書；上篇「西洋經濟史的趣味」四十章，下篇「中國經濟史的趣味」十八章，外加附錄十一章，總共有六十九個主題。
份量看似很多，但是每章的篇幅只有四到五頁，不同章節之間的接續性也不高，讀起來輕鬆沒有負擔。最重要的是，這本書從經濟學的角度提供許多有趣的歷史故事，也顛覆我們既有的觀念和想法，深具啟發性。

譬如，一般認為瓦特（James von Breda Watt）所發明的蒸汽機造就了西方的產業革命。
經濟史的研究卻顯示，產業革命不是從蒸汽機被發明開始；而且就算沒有蒸汽機，產業革命依然有可能會發生。
瓦特於1769年發明蒸汽機之後將近一個世紀，蒸汽機所產生的動力幾乎有一半還只是用在礦業和棉紡業。就當時的農業和服務業等主力產業而言，蒸汽機對英國的國民生產總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 GNP）幾乎沒有貢獻；這在美國也是類似的情況。
原因在於1850年以前的蒸汽機壓力不足，必須消耗大量的煤，煤炭消耗量就代表了成本。然而，1850年之後的蒸汽機壓力大增，煤耗大量降低，這意味著輪船等交通工具可以將原本載運燃料的空間用來載客，也就是成本降低而利潤增加。在那之後，蒸汽機的效益才逐漸在GNP上顯現，也才有了經濟上的意義。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一個能夠被稱為產業或技術「革命」的歷史轉折，其發生時間通常無法被定義為某個時點，而是一段漫長的時期。換句話說，這要在經濟上有意義才能算數。

又例如，我始終對鄭成功能夠趕走荷蘭人這件事情感覺很神奇。
雖說明代的航海和船舶製造技術很發達，但荷蘭人也不是省油的燈。若台灣真是金銀滿地，就算一時敗走，難道不能再帶著更強大的火砲反攻回來嗎？
經濟史的研究也解答了我的疑問：荷蘭人本來就想要走，又正好碰上鄭成功來亂，索性就順勢離開。

十七世紀荷蘭人透過東印度公司，在遠東主要是做日本白銀和中國絲綢的生意。他們拿台灣的鹿皮和糖去日本換白銀，然後拿白銀去中國換絲綢，再把絲綢運到歐洲換金銀和其他貨幣。西方人在海外做生意，依靠的就是船堅砲利。若真有心要跟明鄭開戰，我相信荷蘭人是沒在怕的。
但是，1654年之後問題就來了。首先是中國的生絲供貨地位被孟加拉以低價搶走，然後是遠東航線的利潤跌至30%。東印度公司認為，如果利潤跌破60%就不值得出海做生意，於是遠東航線船隻已從極盛時期的26艘減為1660年代末期的4艘。換句話說，東印度公司在遠東的生意已經快做不下去了。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歷史有時只是美麗的巧合。明鄭有不得不拿下台灣的苦衷，紅毛有認賠停損的盤算，大家各取所需。至於面子和裡子孰輕孰重，放到歷史的長河中來看，似乎也沒那麼重要。

這本書裡還有一個故事也很有趣：良幣驅逐劣幣。
是的，你沒看錯。
大家都懂，也經常使用「劣幣驅逐良幣」這個譬喻，但良幣驅逐劣幣是怎麼一回事？
在經濟學裡被稱為「Gresham’s Law」的劣幣驅逐良幣現象有一個成立要件：政府強制規定劣幣與良幣的購買力相同，或者有固定的交換比例。換句話說，如果良、劣幣之間沒有固定的交換比例，而且民間可以自由鑄造貨幣，那就有可能產生良幣驅逐劣幣的現象。

話雖如此，這種例子真的存在嗎？

有的，西漢文帝就曾實施這項被稱為「放幣」的政策。
自秦朝以來，由於民間的貨幣系統未完全統一，盜鑄（減輕錢幣重量或減少含銅量，也就是鑄造劣幣）所引起的貶值問題始終存在。不知道是哪個經濟學家給漢文帝的建議，讓他在登基後的第五年頒佈了兩項貨幣政策：一是鑄造名為「四銖」的新錢幣；二是開放民間自由鑄幣，私人鑄幣無罪。
放幣政策的精神在於讓民間賺取鑄幣成本和錢幣面值之間的鑄幣利潤，目的是要透過民間的競爭來提高錢幣品質，也減少政府的鑄幣成本和發行費用。

此外，這項政策有兩個重要的配套措施：一是政府提供「標準貨幣」的樣本供民間遵循；二是使用嚴厲罰則強迫民間做買賣時必須使用「秤錢衡」（就是標準秤）測量錢幣的實重。
有了秤錢衡公開把關，那些減少含銅量的劣幣就不為市場所接受，鑄幣商們為了提高自己產品的競爭力，必須努力提高品質，於是良幣慢慢地驅逐了劣幣。最棒的是，政府不必付出龐大的監督和研發成本，民間的專業人士自然就會把這兩件事情做好，而且做得比政府還有效率。

講這麼多，漢文帝這項維持了30年的放幣政策效果究竟如何？
考古學家已經證實，文帝時期四銖錢的含銅量比其他漢代鑄幣都要高。換句話說，良幣驅逐劣幣得到實證，它也為日後的「文景之治」奠定了經濟上的基礎。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政府只要提供適當誘因和移除不必要干預，就可以讓民間在那隻「看不見的手」的運作下，自然而有效率地解決問題。

這本書所收錄的所有經濟史題目，背後都有複雜的計量分析做爲研究基礎。
因為普遍被認為實用性不高，經濟史一直是經濟學領域中的冷僻學門。直到1993年Robert Fogel和Douglass North兩位教授以經濟史研究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之後，情況才稍有改善。
經濟史之所以逐漸受到重視，主要是引入計量經濟的研究方法，也就是運用統計學、經濟理論和數學模型來做研究，有別於過去只依靠簡單圖表和敘述手法的傳統方式。有統計數據分析做為佐證，這讓經濟史的論述更加嚴謹可靠。
因此，計量經濟史學（Cliometrics，Clio是希臘的歷史女神，Metrics則是計量學）現已蔚為經濟史研究的主流。

關於計量分析運用在經濟史研究，書中有個讓我印象深刻的例子，是聖經裡埃及法老王作的一個怪夢。
根據舊約聖經中《創世紀》的記載，西元前十七世紀埃及法老王Apophis一世某日做了個怪夢（內容省略），於是召見約瑟（Joseph）來解夢。
約瑟告訴法老說，神透過這個夢預告埃及將會有七年豐收，然後緊接著是七個荒年。他建議法老在豐年時每年征收埃及土地的五分之一，並且要將該土地上的糧食積蓄起來，以備荒年之需。後來豐年和荒年果然接踵而來，埃及雖然辛苦，但也安然渡過饑荒。

無數人讀過舊約聖經的這個故事，卻沒有人試著用分析工具和邏輯推演來驗證它的真實性。直到美國德州大學奧斯丁分校經濟系教授Daniel Hamermesh於2002年發表一篇論文，以聖經裡有限的資訊加上近代經濟學分析所累積的知識，用收成率、腐損率、和社會時間偏好率（法老王目光長遠或短淺的衡量值）這些變數來建立埃及荒年時農作物欠收率的數學模型。
結論是：(1) 埃及果然能夠挺過連續七年的饑荒；(2) 就農作物欠收率來看，埃及的荒年和現代相較並不算太嚴重，嚴重的是長期連續荒年。在聯合國與國際組織的運作之下，現代的饑荒不會持續那麼久。

雖然如此，這個故事即使是真的，那也是三千多年前發生的事。Hamermesh建立數學模型時的各種假設，與埃及當年所面臨的真實情況是否相符？
經濟學家Milton Friedman曾說：「『假設』本身是否真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能根據這些假設推論出有意義的內容。」這個聖經故事的經濟史研究真切地體現了這個理念。
此外，經濟學理論是透過對社會現象的觀察與實證來建立，而人類悠長的歷史提供了無數現代社會無法觀察到的案例，這正是經濟史的價值所在。

在上面鄭成功打退荷蘭人的故事裡曾經提到白銀，書中有許多章節與西方使用了數百年的「金銀複本位」（金銀同為貨幣發行儲備，兩者之間有固定交換比例）以及1870年代之後的「金本位」（黃金為單一貨幣發行儲備，白銀淪為與其他金屬同等級）有密切關聯。
由於中國長期以來始終採用老舊的「銀本位」，因此對白銀的需求量極大。這對中國（白銀需求國）、歐洲各國（白銀需求國）、日本（白銀供給國）和中南美洲國家（白銀供給國）的經濟都有深遠影響。
這些章節將世界各國近幾世紀的貨幣政策串連起來，是本書很重要也相當有趣的部份。

經濟學有一個被稱為「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的重要理論，簡單講就是：經濟現象會受到過去發展軌跡的影響，而不僅只是被當前條件所左右。
這種依歷史發展途徑不同而受到隨機性因素干擾，導致市場機能、競爭和效率無法發揮作用（市場失靈）的例子，在書中許多章節裡一再地出現；例如打字機（或者電腦鍵盤）字母按鍵的排列，以及國際標準軌道的寬度等。
這些都在提醒我們：優良的、合乎邏輯的東西未必能從競爭中勝出；如果運氣好，歪瓜劣棗有時反而能活得比較久。這就是人生啊…

最後我必須說，這些雖然都是歷史「故事」，但畢竟是從經濟學的觀點來講述。如果對基本的經濟學原理毫無概念，讀起來可能會有點吃力。對於稍具基礎的人來說，這本書應該可以提供許多趣味。